中华文明特性的生动注脚

发布时间:2024-04-19 11:29:23 来源: sp20240419

原标题:中华文明特性的生动注脚

3月22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入选的十个项目,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

构建山东10万年以来的文化序列

跋山遗址群是以山东省沂水县跋山遗址为中心的8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存的总称,其发现和研究已基本建立鲁中南乃至山东地区10万年以来的文化序列。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罡介绍,跋山遗址群目前出土及采集标本5万余件,再现古人生产、生活的细腻历史场景,及其应对环境变迁,不断调整适应策略的生存智慧。在气温下降的历史阶段,古人用火遗迹有密集的发现;在约30平方米区域内就清理出古菱齿象下颌8具,再现了10万年前古人类对巨型动物资源集中利用的画面。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认为:“跋山遗址群连续的文化堆积、无间断的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清楚展示出本地区乃至中国与东亚早期人类与文化持续演化发展的路径。”

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

为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提供线索

壳丘头遗址群包括福建平潭岛的壳丘头、西营、东花丘、龟山等遗址,距今7500年至3000年。福建沿海地区被认为是南岛语族早期人群形成和向我国台湾地区扩散的重要出发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周振宇介绍,这个遗址群展示了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衣食住行:他们的生计模式兼具大陆性和海洋性,在各时期遗存中均发现了丰富的海、陆生动物资源;西营、壳丘头遗址还发现了7000多年前的植硅体水稻遗存,是中国东南沿海岛屿最早的水稻遗存。他们这种海陆兼具的生计模式贯穿7000年以来的各个时期。

分子生物学的初步研究表明,平潭史前人群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族群有较近的遗传关系,同样表明了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大陆来源。植物考古研究则发现,水稻和粟在距今4800年至4600年期间传入台湾地区。陈星灿指出,壳丘头遗址群的考古发现深化了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人群利用海洋资源、以及史前农业文化向东南亚岛屿地区扩散历程的认识,为探索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提供了重要线索。

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

长江下游地区文化演进研究的典型范例

磨盘山遗址位于安徽省郎溪县飞鲤镇新法村,坐落于皖南最大的湖泊—南漪湖的东岸。遗址可与长江水系、环太湖水系连通,是沟通南北和东西的重要驿站。该遗址延续时间长,谱系完整,是长江下游地区少有的连续时间近4000年的中心性聚落,成为长江下游地区文化演进研究的典型范例。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赵东升介绍,在该遗址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夏、商和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连续文化堆积。遗址处于几大文化区的中间地带,又以马家浜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的遗存最为丰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认为:“磨盘山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还可成为探讨崧泽文化圈和良渚文化形成的重要参考。”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

5000多年前江汉平原的治水智慧

屈家岭遗址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以屈家岭为核心,是包括殷家岭、钟家岭、冢子坝和杨湾等十余处地点为一体的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

近年来,考古学者在这里发现多组因势而建、规模庞大的史前水利系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陶洋介绍,在水坝营建中,许多细节体现出古人的智慧,比如,古人将呈南高北低走势且自然分布的基岩面用作溢洪道,展示出“因地制宜”的科学理念。从熊家岭水坝可以看出,先民是在烧荒后扩建水坝,应当发生在秋冬季的枯水期,符合“农闲时节、兴修水利”的行为逻辑。

“屈家岭遗址依势而建、其规模庞大的史前水利系统是迄今发现最早且明确的水利设施之一,标志着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从最初被动地防水、御水,转变为主动地控水、用水,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赵辉如是说。

河南永城王庄遗址

独特葬俗反映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

王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市永城市以东约10公里的苗桥镇曹楼村,地处豫东平原,地势平坦,北临睢水故道。

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存具有丰富的礼制内涵,折射出显著的社会分化。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朱光华介绍,遗址出土的“玉覆面”是此类遗存在国内新石器时代发现的首例,具有显著的礼仪性质;遗址多座墓葬均出土石圭,且数量与墓葬的规模成正比,同时墓葬随葬品的丰富程度与墓室规模高度相关。“这是该地区史前时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直观反映。”赵辉指出。

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的葬俗也颇为独特,多组墓葬间存在“有意打破”的现象,每组墓葬都具有“墓室面积高度重合、墓主躯干轴线相近、上下层墓葬距离贴近且随葬陶器连续堆放”等特点。朱光华推测:“同组墓葬间墓主或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

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

疑似始皇西巡祭祀场所

甘肃省陇南市礼县四角坪遗址是一处秦代大型礼制性建筑遗址,推测可能为秦始皇西巡祭祀场所。

四角坪遗址是人工将四格子山原有山顶削平,形成面积约为28000平方米的山顶平台,再在平台外围夯筑一圈围墙,平台上筑高台、建廊庑。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侯红伟介绍,遗址整体呈中心对称,每组建筑之间又呈轴对称。初步判断这一建筑有可能就是为始皇帝西巡准备的祭祀场所。

该遗址建筑层级分明、秩序井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巍表示,“这是在当地首次发现规模宏大、格局规整的大型建筑群,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具有极强的礼仪性,体现了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形成初期的风格和气魄”。

四角坪遗址是继宗庙建筑、畤祭建筑之外的又一种秦祭祀建筑形式,该建筑格局深刻影响了汉代德阳庙、王莽九庙,甚至后来天坛、地坛的建筑风貌。

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

北方地区细白瓷生产最后的高峰

霍州窑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霍州白龙镇陈村。

考古队揭露出宋末、金、元、明时期的窑炉、作坊等各类重要制瓷遗迹,出土了大量产品残片和窑具,第一次从考古学上厘清了各历史时期的产品面貌和技术特点,建立了霍州窑历史分期标尺。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岩介绍:“霍州窑北宋后期开始烧造,金代达到成熟,以细白瓷产品为主流产品。”元代霍州窑为全国唯一生产细白瓷的窑场,其产品和审美引领了社会风尚,成为中国古代北方地区细白瓷生产最后的高峰。明代霍州窑以烧制化妆白瓷日用器物为主,亦是北方地区瓷业重镇。霍州窑一直沿用至清代。

“霍州窑址的发现,印证了中国细白瓷生产中心最终在北方地区形成。”霍巍说,它不仅对中国陶瓷发展史具有重要贡献,而且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伟大进程的鲜活物质载体和生动诠释。

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

填补商代黄金文化空白

书院街墓地位于郑州商都内城东南,由兆沟、通道、墓葬、祭祀遗存等组成,是一处中商早期的高等级贵族墓地。

在书院街墓地,发现了国内时代最早的规范化兆域,有近乎完整的兆沟,复杂的通道,高等级的墓葬,类型多样的祭祀遗存。“这是殷墟西北岗王陵方形隍壕兆域的前身,将中国兆域的历史提前至中商早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说。

黄金文化何时开始在中国流行?书院街墓地出土的黄金制品,或许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线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黄富成介绍,以往考古发现的商以前黄金制品多为小型饰品,如耳坠等。书院街墓地出土的大型化、本土化黄金制品、黄金绿松石牌饰,以及黄金与玉礼器共存组合的发现,是中国黄金文化成型的重要标志,填补了商代黄金文化的空白。

在这里出土了罕见的扇贝形“金覆面”“铜覆面”,是商代贵族阶层独特的丧葬礼器,用以盖在墓主面部。“扇贝、黄金均为外来物品,与本土丧葬习俗相结合,体现了黄金与本土文化深度融合的文化创新,对深入了解中商早期中国与欧亚大陆黄金传播交流的关系有重要意义。”黄富成说。

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具曾受全国瞩目,书院街墓地比三星堆大致早100多年。“在商王朝竟然有用黄金做覆面的习俗,这为三星堆的黄金面具来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王巍说。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

与中原商文明并存的陕北方国

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种种迹象表明,这里是一处商代方国都邑聚落遗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孙战伟介绍,在这里,首次发现殷商文化圈以外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等级最高的甲字形贵族大墓。“墓葬规模非常巨大,它的土方量可以跟殷墟的王陵相媲美,甚至高于很多殷墟王陵。”王巍说。

各个方国出土的青铜器,到底是当地铸造还是由商王朝赏赐?王巍指出,在寨沟遗址发现的一批纹饰繁缛、精美,殷墟风格突出的陶范,显示出当地已具备发达的铸造技术,为几十年来黄土丘陵地区不断出土的铜器群找到了明确的考古背景。

寨沟遗址还为解答中国古代马车的起源提供了关键证据。这里出土了国内年代最早的双辕车实物,可能是文献记载中的“大车”或“牛车”,将我国双辕车的出现上推了约1000年。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

标志我国深海考古达世界先进水平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是我国首次在1500米深海发现的明代沉船遗址。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宋建忠介绍,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年代大致为明正德年间,船货以景德镇窑瓷器为主,据推测是从福建或广东出发,前往马六甲等贸易中转站的民间商船;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年代大致为明代弘治年间,据推测是从马六甲等贸易中转站装载乌木等货物返航中国的民间商船。同一航线上一去一回两艘船,为人们还原千帆竞发、梯航万国的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盛景,有助于深入探索和充分理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流动。

宋建忠介绍,调查中使用了长基线、惯性导航定位系统和柔性机械手,以及潜载抽沙、吹沙装置等多种新型技术和装备。特别是长基线的使用在国内是首次,长基线布置完之后,对遗址的测绘和测量可以精准到米级。霍巍表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的考古工作充分展示了我国深海科技与水下考古的跨界融合,标志着我国深海考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本报北京3月22日电 本报记者 李韵 王笑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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